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作用机制及实践路径※

黄剑锋 杨德才

内容提要：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促进作用已在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但对其内在逻辑和机制的经济学解释有待深化。文章从经济学视角探究了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并据此分析了相应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基于乡村产业升级的综合效应是旅游业在乡村重构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定位，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起点和关键分别在于高效却欠发达的乡村生产要素组合和以土地要素为切入点的要素重组，基本逻辑在于乡村人地关系的变动；
在城乡双向互动的背景下，旅游业通过乡村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的引入，对乡村生产要素进行重组并为土地赋能，进而缓解欠发达的特殊均衡，助推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多维度重构；
应根据旅游业介入下的乡村要素重组思路，从拓展重组来源、区分重组方向、把握重组抓手、完善重组环境等方面探索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实践路径。

***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2022)。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转型中的人口、土地、产业、环境等方面发展难题(刘彦随，2018)，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的同时，注入新的产业动能，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叶兴庆，2021)。近年来，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中的热点议题。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人次从近8亿增长到30亿(1)赵腾泽：《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五》，《中国旅游报》2022年9月23日第1版。。乡村旅游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发展的意义，更在于其对乡村经济社会重构的重要价值(马静和舒伯阳，2020)。在这个意义上讲，旅游业对乡村振兴的促进，实质上是面对乡村转型中出现的发展难题，以旅游业助推乡村产业发展进而助推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全方位重构(胡静，2018；
卢松等，2021)。

发展是经济社会多维度的重构过程(迈克尔·P·托达罗，1992)，乡村发展则是乡村从传统向现代、从不发达向发达的一种重构。相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转型而言，乡村重构是通过优化乡村发展要素配置，重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和功能，促进乡村由非良性向良性状态转变的过程(龙花楼和屠爽爽，2017)。虽然现有研究对旅游业与乡村重构的关系展开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探讨(卢松等，2021)，但应看到，就旅游业作为一种产业的性质来说，从经济学视角对包括乡村旅游在内的旅游产业的基础性、创新性研究还有待深化(张凌云，2022；
黄震方等，2021)。如何为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机制的研究提供富有经济学洞见的解释逻辑，这是乡村旅游研究中颇具学科性、理论性的基本问题，对于增强乡村旅游研究的知识生产及实践指导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聚焦乡村重构这一乡村由衰退走向振兴的中介变量和行动过程，从经济学视角探究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并分析实践路径，以期加强乡村旅游研究的学理化、本土化和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支撑。

1. 研究进展

随着乡村旅游实践的蓬勃发展，现有研究从不同学科角度，对旅游业促进乡村重构的不同方面展开了系统研究。具体而言，主要从经济、社会、空间三个维度研究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卢松等，2021)。

第一，旅游业对乡村经济重构的助推。产业结构方面，乡村旅游在农业生产上叠加观光游憩、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功能，旅游业与农业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新业态的成长促进了就业和收入结构变化(Su等，2019)。市场体系方面，旅游业促进各类要素向乡村流动，原有的生产方式、交易行为、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在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村落共同体基础上叠加新的市场逻辑，形成了超越村域、连接城乡的市场共同体，旅游市场运营被纳入村务管理职能，村庄表现出景区化的市场结构，现代市场逻辑与传统聚落秩序相互交织(郭占锋等，2021)。生计方式方面，村庄的旅游化转型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直接或间接就业，农民在务农和务工的同时就地从事旅游接待等兼业活动，生计来源拓展，增强了生计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Su等，2019)。

第二，旅游业对乡村社会重构的助推。社会主体方面，旅游业吸引大量消费者和从业者进入乡村，其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与当地社区发生融合，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力量，形成从城市向乡村的新的人口流动模式，同质性的传统村庄转变为异质性的开放景区和社区(Sun等，2020)。生活质量方面，村庄硬件和软件的改造旨在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村民也成为村庄景区化建设的最终受益者，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改善，社区情感联系增强，自我发展需要得到实现，提升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和幸福感(Wang等，2021)。文化变迁方面，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成为旅游吸引物和新的生计资产，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利用，乡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当然，传统乡村的地缘、亲缘观念仍引导着居民的思想和行为(Ma等，2021)。

第三，旅游业对乡村空间重构的助推。土地利用方面，旅游介入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导致乡村土地利用变化，村庄属性由农业生产和居住向景区等多种经营拓展，低效用地得到一定的集约利用(Gao和Cheng，2020)。空间结构方面，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空间结构和功能调整，不同类型的空间被旅游赋予新的意义并相互融合，形成具有综合功能的景区式复合空间，并因旅游产业集聚而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席建超等，2016；
胡静，2018)。聚落环境方面，随着旅游业态的丰富和接待设施的完善，旅游村落实现再生和扩张，部分村庄逐渐具备城镇的产业和社会职能，向旅游小城镇及旅游景区转型，聚落景观发生变化，人居环境品质得以提升(陈水映等，2020)。

2. 研究评述

从以上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现有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关注到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作用，反映出这一议题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已有文献从各自学科角度，针对经济、社会、空间的不同方面，就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作用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指引和积累。但同时，下一步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学科视角的突出。诸多学科对旅游业与乡村重构展开了研究，但明确的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推进。从不发达向发达迈进的先决条件是生活水平提高，经济进步是发展的基本部分，经济学在发展研究中起着基础作用，而农业首先也是一个经济概念(迈克尔·P·托达罗，1992；
西奥多·W·舒尔茨，2006)，因此要更加注重从经济学视角对这一议题加以探究。二是底层逻辑的厘清。在对乡村旅游这一复杂现象进行解析时，基于相应学科并符合理论和现实的逻辑主线有待进一步辨识(张凌云，2022)。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乡村要从产业入手，研究乡村重构要从农业的改造和转型入手，研究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要从旅游业与农业的关系入手，在此基础上分析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定位，查找传统乡村欠发达的症结，进而探寻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关键着力点。三是综合机制的提炼。乡村及农业发展不纯粹是经济问题(西奥多·W·舒尔茨，2006)。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研究要着眼城镇化与城乡互动的宏观进程，既要立足农业，又要完善乡村产业体系，既要立足乡村，又要促进城乡融合，在把握经济现象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剖析经济现象对非经济现象的作用，在把握旅游业与农业及乡村产业的关系基础上揭示旅游业助推乡村多维重构的综合机制。

从经济学角度探究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影响，首先有必要讨论研究的基本理论逻辑，明确旅游业在乡村重构中的角色定位和特定方式，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分析导致乡村发展难题的成因和症结，进而探寻破题的切口。

1. 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定位：基于乡村产业升级的多维度综合效应

明确旅游业的角色和功能，是分析旅游业对乡村重构影响的前提。从现有文献综述及近年发展实践可以看出，首先，旅游业在乡村重构中起着助推器的作用。旅游业对于乡村重构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这种作用是在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框架内，为乡村多维重构和全面振兴提供更好的条件、搭建更好的平台。其次，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兼具经济效应和综合效应。旅游既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综合现象，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首先表现在产业及经济的重构，但又不限于经济，而是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的影响。最后，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景区化或城镇化特征。发展乡村旅游未必要将村庄打造为景区、置换为城镇，但旅游介入后的乡村通过经济、社会、空间等多维重构，具备了若干景区或城镇功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景区化、城镇化的样态。

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作用有其特定的方式。首先，这种助推是在城镇化和城乡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发生。乡村发展伴随城镇化的推进，乡村旅游是将乡村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与城市的有效需求进行对接，旅游业在其中的作用既要着眼乡村，又不限于乡村本身，要在乡村—城市的转型和互动中寻求旅游业助力乡村良性发展的途径。其次，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是以农业及乡村产业的转型为出发点。旅游业对乡村经济乃至各维度重构的助推在一定意义上是围绕农业的改造、拓展、升级而展开，但又不局限于农业本身，是在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推动乡村产业融合，促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最后，旅游业对乡村经济、社会、空间重构的助推是相互传导的。产业、市场及生计的变化带来乡村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变迁，经济、社会重构导致乡村地域、聚落和景观的演变，空间重构既是乡村经济、社会重构的投影，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和社会重构。

2. 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起点：高效却欠发达的乡村生产要素组合

从农业及乡村产业出发，分析传统乡村欠发达的成因，是探究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机制的逻辑起点。当前，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的全面转型(魏后凯，2017；
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总体来说已不再处于“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相对停滞的均衡状态(西奥多·W·舒尔茨，2006)，农业现代化已达到一定水平，乡村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还存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并存的情况，既有传统农业全面转型的问题，也有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产业加快升级的问题，两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对于面临发展难题的乡村而言，乡村经济往往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上处于一种新的欠发达的特殊均衡状态。

生产要素积累和效率提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过程(德怀特·H·波金斯等，2018)。乡村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的瓶颈是导致上述新的特殊均衡状态的重要原因(刘守英等，2021)。一方面，乡村自身特点制约着乡村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虽然农业生产效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是要素结构、土地用途、农业功能相对单一，劳动力等可变要素投入到土地固定要素后的长期报酬递减，农业边际报酬在没有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或仍将下降(叶兴庆，2021)，而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产出有限，生产要素成本难以通过分摊而下降，土地等资本收益率难以通过增产而上升。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乡村生产要素的积累。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因边际生产率低而大量转向城市工业部门，扩大了要素投入、价格及收益的城乡差距(德怀特·H·波金斯等，2018)，土地因细碎化而无法大规模集聚，乡村对劳动力、资本、新兴技术及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的吸纳和集聚能力受限，进一步推高了要素成本，加剧了农业边际报酬递减。

于是，打破传统农业相对停滞的均衡状态、持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之后，囿于乡村自身特点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在没有重大技术创新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函数突破的情况下，农业及乡村生产要素组合在达到高效率的同时仍未完全摆脱数量型、单向度、低收益的线性配置，难以改变要素投入尤其是土地的报酬递减趋势，乡村产业进入有别于传统农业的另一种效率更高但欠发达的特殊均衡。在这种新的特殊均衡状态中，传统农业面临的要素价格高、资产收益率低的困境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新的生产水平上存在(西奥多·W·舒尔茨，2006)，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产业组织难有更大突破，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尚未建立，离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小差距。高效却欠发达的生产要素组合，成为导致一些乡村遇到发展难题的症结所在。

3. 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关键：以土地要素为切入点的乡村生产要素重组

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自对生产要素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形成新的组合，实现生产函数的变动，从而使经济体系进入新的渠道(约瑟夫·熊彼特，1990；
张培刚，2019)。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就是通过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来实现的(西奥多·W·舒尔茨，2006)。而针对新的生产力水平上的要素组合欠发达的特殊均衡，出路仍然在于向乡村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刘守英等，2021)。只不过传统农业相对封闭，乡村产业相对单一，生产要素组合局限于农业内部。而当前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新的要素及其组合往往超出农业，涉及整个乡村产业体系，而且是在城乡互动加强的背景下更多伴随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进一步地，由于乡村产业更加开放，生产要素更是增长要素、发展要素，要素组合影响到经济以外的社会、空间等多个领域。旅游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引入跨部门、跨城乡的新型要素组合，不经过制造业化而实现农业与服务业的结合，释放和提升乡村价值(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

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变化的过程(张培刚，2019)，土地和劳动力构成乡村基要生产函数中的关键要素组合。其中，土地是农业乃至乡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各项要素投入中的产出弹性较大(高晶晶和史清华，2021)，成为乡村生产要素组合变动的重要切入点。在旅游业介入的生产要素重组中，下乡要素起作用和在乡要素再利用，都需要与土地要素相结合(叶兴庆，2021)，在此基础上叠加、衍生其他的要素组合结构。因此，虽然就整个社会而言，土地是一种固定的生产要素，但对乡村尤其是农户等微观生产单位而言，土地却是一种可扩展的生产要素(张培刚，2019)。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有效盘活土地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关键环节(叶兴庆，2021)。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作用就是在土地要素上寻求着力点，重组关键生产要素，降低要素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土地报酬增长。在此基础上，通过生计、市场、产业结构的转变来促进乡村经济重构，而乡村社会重构也是由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劳动力构成及其社会、文化关系的变化而导致，空间重构则是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的格局变化及其伴随的地域空间、聚落景观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基本逻辑在于乡村土地与劳动力要素的结构即乡村人地关系的变动，这里的土地和劳动力均不限于农业。

在厘清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按照生产要素组合的逻辑主线，从要素重组的启动条件、核心机制、综合效应等方面探究旅游业在乡村重构中的发生、实现、传导等具体作用机制，是对前述理论逻辑的具体化。

1. 城乡双向互动的启动条件

经济行为的意义在于满足需要(约瑟夫·熊彼特，1990)。传统条件下，乡村与农业基本等同，主要满足城市居民的食物需求和工业的原材料需求，其产品和市场基本稳定，土地这一固定生产要素的功能单一，土地与劳动力在生产函数中的关系是线性的，即关键要素组合是固化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推进，中国目前已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城乡互动的加深为农业和乡村产业乃至整个乡村重构提供了重要动力(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这一进程中，消费者对农业和乡村的需求在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可以更好满足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条件下城市需求的新变化(叶兴庆，2021)。乡村的地方物产、农事耕作、乡土生活、民俗风情、文化遗产、田园风光、景观环境等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禀赋成为旅游资源(孙九霞等，2020)，转化为能够为旅游业创造价值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生态资本并相互组合(孔祥智等，2008)，构成了农业和乡村响应城市新需求的新供给，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形成新的供求格局，导致农业和乡村的定位、功能以及城乡关系深刻调整，乡村在不同程度上被赋予新型旅游景区的特征和样态，这为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提供了条件。

2. 以生产要素重组为乡村土地赋能的核心机制

在城乡双向互动增强的情况下，各类生产要素从城市向乡村反向流动，农业和乡村生产要素组合发生质的升级，乡村从封闭、传统村庄向具有一定景区或城镇形态和功能的开放、现代社区转变(Sun等，2020)。一方面，从农业和乡村本身看，主要是乡村要素导入。乡村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生态资本等转化为能够进行旅游利用的新的生产要素，在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中延长农业产业链，推动农业功能和乡村业态多元化。另一方面，从工农和城乡关系看，主要是城市要素流入。旅游者、创业者、经营者、从业者等入乡、返乡，乡村建设用地需求旺盛，劳动力、工商资本、管理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更加活跃，为乡村自身新要素的转化和导入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叠加到土地要素之上并发生不同要素之间的融合，形成新的要素组合。于是土地兼具固定与可变生产要素的混合属性，其投入不再局限于面积增加和肥力改善，追加到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报酬有望不再趋于递减。通过三个方面的拓展，土地被赋予新的功能和价值。

第一，农业土地向乡村土地拓展。传统条件下，土地的生产用途以及通过追加劳动、资本、技术而实现的土地集约利用基本是面向农业的，这是造成乡村土地报酬递减的重要原因。旅游业介入后，乡村产业不限于农业，土地集约利用也不限于农业内部的要素组合，而是拓展为在农业与旅游等非农产业之间进行土地与土地的组合以及土地与其他要素的组合。现有乡村土地在用于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挥游憩、休闲、体验等高附加值功能，有效增加了土地产出，同时，不适宜耕种的贫瘠土地可以凭借乡土性的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而为旅游所利用，这使得纳入乡村要素组合的土地大为增加，在要素数量和类型上对现有生产函数进行改进。

第二，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拓展。面对土地细碎化和小农户经营的基本农情，土地流转主要是在农业内部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一种方式。农业与旅游业兼营则是在土地面积难以大规模扩展和集聚的约束下，通过跨部门产出品类的扩展而实现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的另一种方式。乡村旅游作为农业的连带产品，利用与农业相关的土地等要素来生产不同类型产品，能有效分摊农产品与旅游产品的成本，这种范围经济有助于缓解农业边际成本上升、边际产出下降的趋势(叶兴庆，2021)。此外，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依靠高劳动投入提高单位土地产出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正在衰减(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在现代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土地生产率，值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与旅游业、村庄与景区融合发展的模式可以理解为追求“亩均效益”在农业和乡村领域的新体现，为依靠单位土地报酬提高而不是土地面积扩大、依靠村庄与景区土地复合利用而不是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来增强农业和乡村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新方向。

第三，劳动分工向土地分工拓展。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导致劳动力需求的不平衡，加之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强度较低，间歇性灵活就业机会的缺乏制约了乡村劳动力分工和配置效率的提升(钟甫宁，2021)。乡村旅游业与农业通过土地的复合利用，使劳动力在时间上的分工转变为在空间上的分工，劳动力单向流出务工转变为就地景区化、多样化兼业，劳动力资源及其劳动时间在农业、旅游、商贸等不同产业和生计之间实现共享，以土地的多产品空间复用对冲传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劣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时空错配。此外，旅游就业对劳动力年龄、性别、体力要求的相对宽松，有助于形成更加合理的乡村就业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降低乡村劳动力的配置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此，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作用围绕乡村生产要素的重组展开，在乡村要素导入和城市要素流入的基础上，乡村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生态资本等被引入并与土地等要素形成新的组合，通过旅游功能的叠加来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从而在土地与劳动力等关键要素组合上寻求乡村基要生产函数的突破，实现报酬递增。

3. 助推乡村经济、社会、空间多维重构的综合效应

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动和创新会导致生产和市场结构、社会组织及运行等多个层面的变化(张培刚，2019)。旅游业介入所带来的生产要素重组和土地报酬递增，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为乡村缓解欠发达的特殊均衡奠定了基础。乡村旅游所带来的市场、资本、政策等外部力量通过基于土地的要素重组，转化为农业和乡村的内源发展能力，在经济、社会及空间的重塑中实现乡村的超地方发展(徐虹和张行发，2022)。

第一，在结构升级与内生发展中促进乡村经济重构。乡村旅游促进人员、信息、资金等从城市向乡村反向流动，能缓解长期以来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失和短缺，要素积累为乡村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同时，通过土地功能的拓展为乡村劳动力提供新的生计方式，创造富有需求弹性的旅游产品，分摊要素成本，而且乡村旅游的边际成本较小，能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以及边际收益，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从过去功能局限的粮食农业拓展到健康生态、特色休闲等多功能、复合型农业(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旅游业在促进乡村产业的融合中，助推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建立和乡村经济结构的升级，谋求整个乡村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促进乡村经济的内生发展。

第二，在结构转型与运行变迁中促进乡村社会重构。传统条件下，乡村自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于农业来讲大多是外生给定的，乡村经济、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长期来看是基本稳定的。旅游业介入后，当乡村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生态资本等与土地和劳动力要素重新组合，这些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乡村社会的构成、分层和流动随之改变，传统均质化的小农户因不同程度地参与旅游等非农经济活动而出现分化(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乡村生活质量也因要素投入、价格、收益的变化而改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再生产得以传承和复兴，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运行及其文化、观念层面的表征都在经历景区化、社区化的变迁，文明程度得以提升。

第三，在结构演变与功能优化中促进乡村空间重构。旅游介入前，乡村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的组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农业生产中的人地依附，资源配置长期处于特殊均衡；
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农民工进城导致的人地分离，乡村要素配置出现失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由于新的要素组合的引入，生计兼业的经济活动多样化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导致乡村新型人地关系正在形成，土地结构、聚落形态、景观环境等随之发生村庄与景区融合式的演变。一系列物质和非物质空间及其地域格局的重构，既是乡村生产要素重组和经济、社会重构的结果，也因空间功能的更新和优化而为乡村经济、社会重构提供动力，以空间再生产推动增长和发展达到更高层次的均衡。

综上，面对乡村自身特点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在城乡双向互动增强的背景下，旅游业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以新的复合式的要素配置为乡村土地赋能，缓解传统乡村发展难题和欠发达的特殊均衡，助推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全方位重构(图1)。

图1 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作用机制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及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根据乡村旅游推动乡村生产要素重组的思路，充分发挥旅游业对于助推乡村重构、促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1. 拓展旅游业促进乡村要素重组的来源

作为新的旅游资源供给，富有乡土性的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为乡村生产要素的重组提供了来源。应注重乡村资源、禀赋、要素的旅游利用和挖掘，在村庄与景区的跨界融合中培育新的乡村旅游模式和业态。在模式上，应按照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以乡村特有的生产、生活、生态作为乡土特色产业培育的基础，以新的乡村供给激发和满足新的城乡需求，在全产业链的融合中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业态上，需对乡村旅游资源和产品进行再认识，跳出传统的观光游览范畴，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等资源转化成能为旅游业创造价值的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从以农家乐为主的单一产品格局向民宿、康养、户外、研学、文创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类业态拓展，在乡村要素的多元价值转化中发挥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综合效应。

2. 区分旅游业促进乡村要素重组的方向

不同区位及禀赋的乡村，旅游业催生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强度有所不同。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探索村庄与旅游要素重组的差异化方向。对于都市毗邻型乡村，凭借城乡之间的频繁互动和融合发展，发挥城市对于乡村要素重组的市场腹地效应，加强城市要素对乡村要素的改造，发展大众化的乡村休闲和品质化的乡村度假业态。对于景区周边型乡村，以传统的自然和人文遗产资源、成熟的景区管理模式、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乡村要素重组的本底，将景区周边缓冲地带作为要素注入的重点区域，围绕核心景区形成旅游产业集群。对于传统农区，在农业生产与旅游接待的季节性错位中开发生计转型方案，将农耕农事、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生活场景等非传统旅游资源作为乡村要素转化的重点，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和文化遗产活化，促进乡村旅游业态深度创新。

3. 把握旅游业促进乡村要素重组的抓手

在旅游业对乡村生产要素的重组中，土地和劳动力是要素叠加和组合的主要对象。要针对中国基本国情和旅游业特点，完善有利于乡村关键要素重组的政策措施。关于土地要素，**用地难题既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挑战，也为基于土地的要素重组提供了实践空间。应在符合政策法规规划和严守耕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将闲置、空废空间作为要素重组的重点，探索乡村旅游的灵活、复合用地模式，研究确定存量空间资源用于发展旅游和对下乡要素开放的边界和方式。关于劳动力要素，加大乡村旅游创新创业的新型人力资本投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应通过从业实务培训、能人创客培育、规划设计服务等方式提高农民通过发展旅游引入和重组乡村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的能力，同时以合理的利益联结及激励机制引导农民和返乡创业人员对旅游新要素及其组合的采纳。

4. 完善旅游业促进乡村要素重组的环境

乡村旅游的要素重组需要相应硬件和软件环境的支持，有赖于城乡之间要素的平等交换、畅通流动、合理配置(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应从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两方面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硬件方面，鉴于投资强度大和回收周期长的特点，政府需加快完善乡村交通通信、公共服务等设施，注重发挥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旅游要素转化和城乡市场对接中的牵引作用，为旅游业的要素重组提供基础条件。软件方面，积极稳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是旅游业重组乡村要素的重要保障。同时，应以县域为单元完善乡村旅游管理体制，将乡村旅游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提质增效、文化遗产保护、人居环境改善等相统筹，并从财政扶持、金融支持、风险监管等方面加强配套改革，探索创新乡村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的价值转化和实现机制。

1. 主要结论

本文聚焦乡村振兴中的乡村重构这一议题，按照“理论逻辑—作用机制—实践路径”的脉络，从经济学视角探究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究这种助推作用的具体机制，并分析相应的实践路径。主要结论表明：

第一，对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确旅游业在乡村重构中的定位，客观审视旅游业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方式。乡村和旅游都具有多维度、多尺度的特点，研究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既要强调从产业入手，同时又要看到产业发展也是社会和空间嵌入及变迁的过程，这有利于从经济学视角把握旅游业立足乡村产业升级而发挥的乡村多维度重构效应，为多学科的乡村旅游研究提供了一种经济学的思路。

第二，生产要素组合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重要线索，欠发达的生产要素组合和更先进的生产要素重组便分别成为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理论逻辑的起点和关键。对于面临发展难题的乡村而言，受乡村自身特点和城乡二元结构制约，高效却欠发达的生产要素组合是导致乡村发展难题的症结，其出路就在于对乡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关键要素结构进行重组即优化乡村人地关系，尤其是以土地要素为切入点谋求潜在报酬的增长。

第三，在具体的作用机制上，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助推触发于城乡双向互动的增强特别是城乡之间新的需求和供给结构的形成。在此条件下，来自农业和乡村本底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生态资本等成为生产要素并与土地要素相结合，凭借农业土地向乡村土地、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劳动分工向土地分工的拓展而为乡村土地赋能，产生新的乡村要素组合，缓解乡村欠发达的特殊均衡。进一步地，通过乡村经济结构升级与内生发展、社会结构转型与运行变迁、空间结构演变与功能优化来促进乡村的全方位重构。

第四，根据旅游业介入下的乡村生产要素重组思路，应在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在相关政策法规的框架内，通过村庄聚落与旅游景区的内源性融合，从拓展要素重组来源、区分要素重组方向、把握要素重组抓手、完善要素重组环境等方面，跨界转化，因地制宜，突出重点，优化保障，探索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实践路径。

2. 理论价值及政策启示

乡村重构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乡村旅游是复杂的研究对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需要多个学科从不同视角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同时应看到，乡村旅游首先是作为一种产业而存在，在研究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作用机制时需将经济学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视角，这有助于在理解乡村旅游运行的经济规律基础上推进跨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是以经济学为视角、以生产要素组合为线索来研究乡村旅游的一个尝试，以期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上对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效应、机制、路径等进行学理化的探究。不同学科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展开系统性的考察，将有力推进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指导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实践。需要澄清的是，经济学只是跨学科乡村旅游研究中的一种视角，生产要素重组也只是对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规律的一种解释，更加系统的理论研究还有待长期积累和集成。

本文的分析对于在实践层面发挥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促进作用，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发展乡村旅游时要把握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确保粮食安全、严守耕地和生态红线等都是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前提，这决定了旅游业的作用往往是以农业的转型升级为出发点。探索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从土地切入的生产要素重组也应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的约束下进行。第二，地方在进行乡村旅游规划和出台产业政策时要明确乡村旅游的定位。虽然以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而且很多乡村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能引入旅游业，但从面上来说，仅仅或主要依靠旅游业来实现乡村重构是有难度的，要客观认识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更多地发挥完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搭建乡村高质量发展平台、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助推器作用。同时，很多村庄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都具备了不同程度的景区化功能和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简单地将村庄改造成景区。第三，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和重点要根据当地禀赋、区位、发展阶段等条件加以具体分析。旅游业促进乡村生产要素重组及乡村多维重构的途径是多样的，要因地因时制宜，避免一刀切的片面化和同质化。此外，在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新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要在实践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最终通过发展来解决。

总之，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乡村振兴实践将对乡村重构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乡村旅游研究应立足中国国情，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增强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不断提升学术研究对乡村振兴实践的洞察力、解释力、指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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