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施言志
（1.成都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2.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坚定的理论自信与广泛的国际认同。拥有国际视野、全球格局、世界眼光、天下情怀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获得理论滋养，形成理论自信，也为建设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厘清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中国方案与优化路径，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总书记在2018年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之一。这一科学理论建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和基础之上，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度而指向全球视域的世界意义。理论自信与国际认同是相互依存的，理论自信是国际认同的基础，国际认同是理论自信的外在表现，检验“理论”的科学性、普遍性及有效性，理论自信和国际认同是重要的试金石，要全面、准确阐释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自信和国际认同，必须弄清楚理论自信和国际认同的概念与内在机理。
1.1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自信与国际认同的概念辨析
理论自信指理论主体（个体、群体或民族-国家）对自身理论的确证，这一自我确证的实质是理论的自我认同，它构成理论自信的主体对理论本身的内化和行动；
国际认同是指他国个体、群体或民族-国家在更广泛的利益和身份共同体的影响下对一种理论的承认、接受和容纳[1]。无论是理论的自我确信、自我确证还是“他者”对理论的承认和接纳都涉及到认同的概念，作为联结理论与主体关系的认同体现了理论对接纳主体产生的积极作用并由此获得接纳主体的正向观念，观念根据主体不同分为自我持有的观念和“他者”持有的观念[2]，基于观念正向的自我持有观念即为自我认同，“他者”持有观念即为“他者”认同，“自我认同的建构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认同的建构是密不可分的”[3]。自我和“他者”对理论的肯认不是基于抽象的道德戒律而是具有现实性的基础，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认同基础就在于保护生态环境所反映的价值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4]。在风险共担的全球社会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凸显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了立足于全球人类共同生活环境的价值原则。如果违背生态保护的“共同价值”，不克服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的惩处将会中断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以降低全球生态环境风险、改善人类共同生态生活环境为目标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就此而言拥有无比坚实的自信和认同的基础，由基础根基所衍生的具体理论关涉内外部观念，内外部观念即内部自我评价与外部“他者”态度构成理论自信与否和自信程度、国际认同与否和认同程度衡量的两个维度。理论内有张力，才能实现自我认同，外有魅力，才能获得“他者”认同，内外兼修方能使自我感知与“他者”感知相统一，主体之自信才能达向“他者”对其自信的认同。
1.2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自信与国际认同的内在机理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不是自我扩张、凌驾他者的理论霸权，也不是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理论虚无，更不是随波逐流、简单移植的理论复制。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源于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源于对生态治理智慧和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概括，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立场坚守和科学创新，具有坚实的文化底蕴、实践基础和理论优势，是对全球生态文明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是解决全球生态文明问题的科学谋划，是人类未来生态发展的重大洞见，理应具有面向世界、推广全球、造福人类的理论自信。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自信走向国际认同的逻辑脉络和关键环节具体表现为坚定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立场，发扬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世界性和人类性，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获得的理论结晶和实践遵循去呼吁国际合作，产生国际共鸣，获得国际反馈，形成国际认同。理论自信是国际认同的前提，充分的自信才能唤起足够的认同。国际认同则是通过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理论的科学性、独立性和有效性，用理论引导消弭国际社会上“他者”对理论的认同壁垒，获得“他者”回应与支持，形成对理论正面的判断和评价，以“唯我”自信之理论衔接国际“合群”之认同，始终不渝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自信，进一步增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权及世界传播，推动生态文明领域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差异与融和和合共生，促进各国携手共创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生态大美世界。
在同一语境的规定下，相对于“国际认同”中的实在的“国际”这一在场概念，理论自信的预设主体便为国家。从彰显国家理论自信到谋求国际理论认同的过程，便是我国生态治理地位从国际参与者到国际引领者，生态治理格局从国内单边治理向国际联合治理的动向转变的逻辑应然和实践必然。生态治理领域转变的深入与深化需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者深刻把握理论自信国家主体层面的意义，了解理论自信源于理论的自我认同即本国认同，了解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自信的实质诉求就是对党和国家的生态治理方针、政策保持高度自信，了解生态文明发展才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自信和国际认同的真正落脚点和实质性确证。这有利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者沿着理论自信“从我出发”并最终“回归于我”的感知理路追本溯源，从国内生态文明治理理论中汲取养料和信心，探知理论自信存在的现实条件就包含在“五大理念”的实践引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美丽中国的伟大成就中，并从既有的理论中创新和发展相关理论，助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思维意识树立、制度体系构建和战略选择引领，在理论的自我确证中有效增强国际认同的主体能力，充实“他者”认同的内在依据。
2.1 从“五大理念”的实践引领到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强烈意识
绿色是生态文明的本色与底色，是自然生生不息的有机象征，是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事关发展全局，与其他发展理念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互支撑，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治理的逻辑聚合点和实践焦点。创新是绿色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引擎，“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当前，以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环保技术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以绿色农业、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等绿色产业为代表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绿色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性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成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依靠创新方能获得全球绿色发展的新优势。协调是绿色发展的科学诉求和必然趋势，城市与乡村、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生态环境失调制约美丽中国乃至美丽世界的整体性发展和全局性实现，城乡一体、区域协同、国际合作是增强生态文明治理的平衡性、协调性、公平性的有效手段。开放为绿色发展指明方向、拓宽舞台。开放着重解决生态文明治理的内外联动问题，将国内科学的生态治理理论传播到国外，通过生态治理国际合作为我国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丰富并拓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场域。共享彰显绿色发展的公平原则和人民立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目的与归宿是让生态治理成果惠及全人类，促进世界公平正义，增进人类福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五大发展理念面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谋求世界绿色发展。开拓思维，拓展方法，“五大理念”透过多元思维和多维途径呼唤国际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强烈意识。
2.2 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到系统建立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
世界风险社会使公众话语和社会科学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全球气候变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多地旱涝灾害频发等全球性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生成的现实困境。这些生态危机是全球的，同时又是局部的和个人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在“全球的时代”里，风险的主题通过世界主义民主问题把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跨文化冲突、“风险社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等许多本来不相干的、新的跨国政治领域的问题结合起来了[6]。在“风险社会”里，生态问题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相互交融，彼此联系，温室效应影响太平洋岛国的社会稳定，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旱涝频发引发粮食安全问题，凸显了全方位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充分考量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构建系统的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好的体制机制能够管根本、谋长远、治全局、抓稳定，能为生态文明善治提供有效维护和支撑。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体结合，统筹推进，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与地位，把握了生态治理中社会各要素的系统关联性，从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推动构建生态文明优化的制度体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社会—人”的生态文明观。在国际上，迄今为止，我国已经与100 多个国家开展环保交流，与60 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签署近150 项生态环保合作文件[7]。这些关涉环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的交流和文件从各领域着手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有效推进世界范围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建立。
2.3 从“美丽中国”的伟大成就到引领全球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以美丽中国的伟大成就为支撑的。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的美丽中国是我国生态治理的自我确证，是理论自信的现实基础。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提美丽中国的概念以来，“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8]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优良天数比例上升4.9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下降近四成；
全国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上升至84.9%，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至1.2%；
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双双超过90%。我国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18%[9]。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描绘出美丽中国的新变化、新颜值、新成就。******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了美丽中国实现的时间表、路线图，2035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1 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也必定会实现。
“清洁美丽”[10]是党的十九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的目标之一，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内在要求，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美丽世界应有之义。马克思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在生态环境领域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便是以美的尺度和规律塑造的结果，美丽世界是美丽中国的国际向度，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内在价值和核心目标，是全球生态文明的价值引领与战略选择。美丽中国与美丽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丽中国是美丽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世界为美丽中国提供外部保障。正是两者协同共生、相互支撑的关系推动美丽中国的伟大成就到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共建美丽世界的战略选择。
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菲利普·克莱顿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12]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和成功经验，正在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发挥引领作用。在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积极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制定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在引领全球绿化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政策，累计造林面积达0.64 亿hm2，森林覆盖率为24.02%，为全球贡献了1/4 的新增森林面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我国举办生物多样性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的会议，发布《昆明宣言》，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事业。“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13]，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如此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时做出的贡献。从“美丽中国”的伟大成就到引领全球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实现了生态发展成果既造福中国人民也惠及各国人民，生动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主体的产生与呈现始终伴随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指以自己为中心和目的的主体，由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者’所界定。”[14]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主体具有民族和国家特色，要想在全球生态文明治理的体系中获得他国的界定、认可和支持，就必须化孤立存在为互生关联，主动进入生态文明治理的“他者”世界，适时介入并有机嵌入全球生态文明治理的体系中，积极融入全球生态文明的共同体。为此，需要将理论置于国与国，国与世界，国与人类的关联场域，加强主体性与“他者”性，自为性与他为性，己者与“他者”的关联，追求个性中的一般性、差异性中的同一性、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在理论创新、传播、阐释和应用中确证自己的理论自信并满足他者需求，将弘义融利的共同价值落实到集体行动与责任担当中，在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中实现理论主体中的他者性即主体间性，完成国际认同的深化与升华。
3.1 理论创新与理论传播：提高理论的持久力与国际认同的认知度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但是要进一步减少国际社会的怀疑和顾虑，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认同、支持，乃至推动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和自觉践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还需加强理论创新与理论传播。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理论传播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理论创新的生命力与持久力、理论传播的覆盖面、认知度、影响力直接影响着理论自信与国际认同，理论创新是理论主体走向持续地自我确证的前提与基础，理论传播是客体认同主体自身理论的媒介与桥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非图一时之功、一时之效、一时之利，追求的是根本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不断拓展国际认知度，有效提高理论持久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理论创新为内核，以理论自信为基石，以理论传播为手段，以国际认同为目标。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理论的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向内提升理论自信的深度，坚持不懈保持理论的生命力、持久力、先进性。在理论传播的过程中引导和感召国际社会承认中国成就的客观性、理解中国方案的合理性、吸纳中国智慧的人类性[15]，向外提升国际认同的力度，持之以恒积累国际社会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认知与信任。依靠自身具备感召力与吸引力的理论“软权力”[16]凸显国家理论层面的软实力，通过海洋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荒漠化防治等“全球性生态治理议题”的协调与合作来塑造并传播负责任大国形象，主动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等重要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协议，用理论的创新活力和生态治理的实际行动构建中外融通的生态治理话语体系，突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超越旧有的话语范式，传播有效的话语能量，规避蓄意的话语陷阱，使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在创新与传播中深入人心，走向世界。
3.2 弘义融利与共同价值：拓展理论的凝聚力与国际认同的共识度
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满足，共同价值是国际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共同价值支撑的全球化方案和理论几乎不具备凝聚力，难以形成国际共识。共同形成的价值原则基础的正负方向也决定全球化治理走向有序和可控还是失序和失控。恩格斯认为，如果升格为人类纽带的只是“纯粹利己的利益”“单个主体的利益”“私有制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人类的利益”，人类就会陷入普遍分散、相互排斥、彼此隔绝的状态中[17]。现代风险社会的复杂与可怕也是由于“现代社会多元主体的‘动机’和‘目的’在各种利益的‘拼夺’中放逐了对正确的价值理念和责任担当的坚守”[18]。作为全球公共治理重要部分的生态环境领域天然蕴含着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与共享价值，烙印着民族文化特色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立足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从寻求人类核心发展利益和生态利益最大公约数的角度抽象出国际认同与合作的共同价值基础，这种共同价值呈现的涵纳性、普适性、包容性超越了类分性、殊域性、国别性而产生的排它性，反映了人类对生态发展、生命健康的“生生”问题的根本诉求，培育走出地缘，获得国际认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有生”条件，这种“有生”条件便是正确的义利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光明磊落、光明正大地将正确的义利观展示给世界，******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如何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正确义利观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19]，要“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20]，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21]，这些重要讲话以及配套的政策做法阐明了正确义利观的本然内涵、应然做法以及义与利的关系，形成了完整科学的义利体系，成为处理国与国生态环境争端和矛盾的有效原则。正确义利观的本质是实现道义与利益有机统一的“弘义融利”，它超越了狭隘功利主义和抽象道义论将利己与利他相分裂的局限，也不是用霸权主义力量的压迫来获取屈服性的、从属性的、非平等的合作，而是在兼顾和平衡义利关系的角度树立标杆典范，形成导向原则，凝聚国际共识，用理论自身的义利价值为其获得国际认同开辟道路，夯实了国际合作道德基石与价值基础，实现了各国利益、全球价值、共生存在的有机结合。3.3 集体行动与责任担当：提升理论的实践力与国际认同的认可度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全球环保运动此起彼伏，人类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国际环保合作蓬勃开展。然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态势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遏制，究其根本，重要原因便是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有组织无责任”的现代国际社会责任担当的缺失与集体行动的不足，面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共同挑战需要人类集体行动与责任担当才能化解。哺育着人类不同理论追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原动力量是关联人与人、国与国、人与国的自然生态，自然的本质和灵魂是“生”与“生生”，生生不息的自然塑造了生命的原初法则和一体关系，“经历了群体本位、个体本位后，正在走向类本位时代”的人类处于“同外部世界即人的对象性存在的内在统一的一体化关系中”[22]。集体行动与责任担当作为人类的自为行动是一体化关系中的原则性遵循。有了共同的责任担当的个体与个体、组织与组织、国与国将独力统筹汇聚为国际自然联合体的集体合力，“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23]，才能在尊重自然为人所立的法则的基础上实现人为自然护法。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在全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且唯一的家园生态环境恶化下的无法选择的必然选择与“绝对命令”，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联系性决定国与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决定了担当起生态治理责任并采取集体建设行动的必要性。集体行动与责任担当是共同建设生态环境而不是生态环境问题转嫁的生态帝国主义，是提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不是只想获益不承担责任的搭便车行为，是共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不是共同破坏产生生态领域的公地悲剧。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积极构建人类生态环境共同体，开展生态环境南南合作，打造绿色“一带一路”，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国际合作，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效应引发全球生态环境好转的蝴蝶效应，有效提升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实践力与国际认同的认可度。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拥有着深厚的理论自信与国际认同的基础，作为***生态文明思想宝库中的崭新成果与理论财富，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我国生态文明治理的实践与成果中汲取智慧和经验，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对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难题，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实现美丽世界的生态善治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在它的引领下，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创造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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